教皇权势衰微时期
（主后1294年 ～ 1517年）
【教皇受辱的开始】一般而言，整个十三世纪，从依诺森三世到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III，1294～1303），教皇都能保持教会的属世权威，但到波尼法修八世时代，教皇的权势开始快速地衰微。
一个领袖的个性可以大大影响历史，波尼法修就是一例。他贪权之心甚炽，使用不正当的方法，强逼在他以前的教皇退位，而他自己因利乘便，取得其位。他就任教皇职位的典礼极其壮观，甚至在上马之际，左右各有一位国王为他扶着马镫。即位不久，波尼法修企图调停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却受到两国的漠视。他老羞成怒，便扬言恐吓，假如两国继续在国境内向罗马教会抽取战税的话，将对两国实施禁谕及开除教籍。英王爱德华简直不把教皇放在眼内，他的国会赞成依旧抽税；而法王腓力则立即以禁止金银、宝石出口法国作为报复；这样便切断了教皇自法国来的岁入。
于是波尼法修愤怒地革除了法王腓力的教籍。但这一招却得不到像贵钩利七世屈辱德皇亨利那样的果效。因为时代不同了，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封建制度崩溃，贵族失去权势，代之而起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尤其是在法国。当教皇革除法王教籍时，法国百姓不但不因此放弃对法王的效忠，反而更团结起来支持法王，在这种局势下，法王腓力可以公然地蔑视教皇波尼法修。
主后1303年，法王派遣两位代表，带着一队军人，前往阿南宜捕捉教皇。阿南宜的百姓起而保护教皇。当时波尼法修已是个八十七岁的老人，法国的兵丁竟将他拳打脚踢。这对波尼法修实在是太大的打击，因此在返回罗马几天之后，他便忧愤而死。他死后罗马人嘲笑他说，波尼法修篡位像狐，在位像狮，去位像狗。
从来没有一位教皇像波尼法修这样嚣张、傲慢，他狂妄地以许多教谕宣称教皇的权势；也从来没有一位教皇像他这样受羞辱，终至一败涂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代表教皇权势衰微的开始，同时为教会历史引进了一个新的纪元。
【被掳巴比伦时期】主后1309年，教皇革利免五世把教廷从罗马迁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教廷就留在亚威农直到1376年，前后共七十年，相继充任教皇的有七个人，都是法国人。这段时期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被掳巴比伦时期”。“被掳”是因为这时期的教皇都在法王控制之下；“巴比伦”是因为前后持续约七十年之久，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一样。“被掳巴比伦时期”更进一步削弱了教皇的特权。因为在亚威农的教皇们，完全听命于法国国王，其它各国人民不再尊重教皇。
“被掳巴比伦时期”的教皇们，大部分都花用庞大的经费，过着奢靡腐败的生活，亚威农教廷成为奢侈宴乐的中心。为了获取更多钱财，教皇们以无耻卑鄙的手段，出卖主教职位及赎罪券，或向信徒抽取重税，成为西欧各国无法背负的重担，以致当时许多人称教皇为“敌基督”。“被掳巴比伦时期”的种种事件，使得教皇权势大为衰微。
【大分裂时期】把教廷搬回罗马去，这个，便成为每一次教皇选举时的待决问题。人们都认定，把教廷与法国的利益混在一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各国都涌起了民族主义的浪潮的时候。最后，贵钩利十一世于1377年甘愿回罗马去死，来结束这一场被掳的羞辱。乌耳班六世（Urban VI，1378～1379）被选为贵钩利的继任教皇，是因他答应把教廷搬回亚威农去而（当时法国籍红衣主教人数在主教院中居大多数），但他一当选为教皇，就决定留在罗马了。红衣主教们再度开会，另选革利免六世（主后1378～1394）为教皇，搬回法国去。这样，教皇便有两个，各执一词，宣称自己的被选为有效──也实在是有效。于是两位教皇互相敌对的局势，长达四十年（主后1378至1417年）；这段时期被称为“大分裂时期”。两地的教皇彼此咒诅，彼此开除对方教籍；对当时一般真基督徒而言，实在是一幕令人心痛的景象；教皇制的尊严受到重大打击，从此再无法完全恢复。
主后1409年，在比萨（Pisa）举行了一次会议以解决这个大分裂。会议决定废除双方教皇，另选亚历山大五世（主后1409～1410）为教皇，但没有一位教皇愿意让位，结果造成三位教皇同时存在的局面。
在这样混乱的情势下，这三位教皇，没有一位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最后，在主后1417年康士坦丁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中，又选了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为教皇，称为马丁五世（Martin V，1417～1431）；这时，由于政治手段的运用，终于结束了所谓的“大分裂”。然而教皇制所受的创伤，以及教会由于“被掳巴比伦时期”及“大分裂时期”所受的苦难和打击，又继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改教运动之酝酿】中世纪末期，兴起不少勇士，敢于公开批评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及组织。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是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20～1384）和胡司（John Huss，1369～1415）。
（一）威克里夫：威克里夫生在英国，受教于牛津大学（Oxford），后来成为该校教授。主后1376年，他开始批评圣职人员；他说：“政治与财富已经腐化了教会，这个教会需要澈底革新。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与单纯。”他称教皇为“敌基督”。他宣称：“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据，教会不是信仰的准则。”但是天主教所用的圣经，是拉丁文写的，一般百姓无法阅读。因为当时教会所采用的译本是武加大（Vulgate），这是耶柔米自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及希腊文）译成的拉丁文译本。威克里夫对英国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给一般人民打开了通往真正信仰的路；他所翻译的英文圣经，掀起了英国人在思想上的革新，而圣经的英文译本，也就成为有史以来伸张公义最有力的工具。威克里夫忙于著作，写了好些书。
威克里夫的追随者将他的教导及新译的圣经带到英国各地，当然教皇和圣职人员对这件事非常不满，他们用尽方法要摧毁威克里夫；但英国大部份人民及许多贵族都全力支持威克里夫，贵族们并保护他，使他不至落入逼迫者手中；主后1384年的最后一天，威克里夫平安地离世。
威克里夫死后，他的教导继续在英国散播，借着他的著作，也透过追随者的努力，这批人后来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他们反对教皇和圣职人员，过贫穷的生活，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标准。
当罗拉德派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从圣职人员而来的反对势力也越来越大。最后，主教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烧死传异端者。于是，英国全地从南到北，都有罗拉德派的人在火焰中殉道。然而，要将他们连根铲除，并非易事，这股火焰一直延烧到十五世纪，才总算能逐渐抑止罗拉德派的发展。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连最后一批也被逐而消失。但，“罗拉德主义”却默默存留，直到改教运动时期。
（二）胡司：胡司生在波希米亚（Bohemia），曾经接受祭司训练，后来成为波希米亚首都布拉格大学神学部主任，最后成为该大学校长。
胡司读完威克里夫的书后，开始大胆地指责圣职人员的腐败，特别关于下列三件事：（1）赎罪券；（2）圣餐的酒和饼直接变为耶稣的血和肉；（3）教皇的权柄。事实上，在胡司出生以前，波希米亚早就已经发展出一股强烈反罗马教会的意识；瓦勒度派在波希米亚特别昌盛，因此，胡司一讲道，立刻获得一般民众及贵族们热烈的反应，他几乎赢得全波希米亚人的心。
主后1414年底，由皇帝西基思门（Sigismund）召集，在康士坦丁开了一次大公会议，目的在终止教会的分裂局面，并改革腐败的教会。皇帝邀请胡司出席，并应允安全保证；胡司在得到皇帝安全保证之后，慨然应邀动身前往。但是，几星期后，就被教皇约翰廿三世捕捉，以异端罪名关进监牢。
波希米亚人及皇帝本人都激怒起来，抗议胡司的被捕。然而，教皇却声明他的行为完全合法，因为根据罗马天主教条例：“传异端者已失去所有权利，凡出卖他们、欺骗他们的行为，都是敬虔的表现；所有向异端者给的应许，都可不必遵守。”教皇又说，胡司若不承认背道的罪，就要将他处死。但胡司说：“真理不可违背，只管处以死刑吧！”
主后1415年七月六日，他们给胡司戴上一顶纸制的尖帽，上面写着：“这是异端之魁”。然后，绑在火刑柱上，刑前，他们劝他，如果能起誓定罪从前所传的道和所说的话，便可保全他的性命。胡司望天大声喊说：“神是我的见证，我所讲的道、所行所为的事和所著的书，都无非是引人离弃罪恶。”掌刑的人乃点起柴火，他在熊熊烈焰中殉道。
“十字军”再度被组织起来，征讨胡司的从众，以至波希米亚历经战火蹂躏，达数年之久。然而，改革精神并不因此熄灭，当改教运动在德国掀起时，这块属于胡司的土地，仍然强烈地反对罗马教会。
【中世纪的末期】从主后1400到1500年的时代，是西方一个最重要的时代。此时代为中世纪的末期，近世纪的起点。其最重要的事如下：
（一）主后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康士坦丁堡。后来有学问的希腊人逃往西欧，带来文学之振兴。
（二）这时有人发现南非洲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及到印度和东亚的航路。主后1492年，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
（三）主后1450年，哥丁堡（Gutenberg）发明“活版术”，对于文化和圣道的进步，大有关系。
（四）这时有人发现了许多中世纪所失落的罗马和希腊的古文、美术，由此发起一个文化运动，叫做“人文主义”（Humanism）或“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从此，古学复兴起来。
（五）改教。
【文艺复兴】十字军东征以后，商业与贸易有了快速的发展，欧洲一时兴起许多城镇。在忙碌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一批热爱学术文化的人，经过他们的努力，恢复了许多古代的珍贵文件。这些文件，原为希腊罗马文化的一部份，却一直未被中世纪之人所认知。学术的复兴为欧洲带来深远的影响，“学习希腊文”和“以高雅拉丁文写作”成为时尚，古典著作的出版，亦成为众人瞩目的大事。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人物，均以不敬虔、不道德著称，整个文艺复兴精神是反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人们从压制和无知中挣脱，寻求新的自由。但当文艺复兴传到北欧后，它原来的特性更改了，转而进入宗教敬虔的层面。人们开始关心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初期教会教父的著作，也以新的印刷方式出版。这些新的文字装备以及新的研经数据，使圣经的研读，获得更多新的亮光。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研究，对改教运动领袖们有极重大的影响，它为改教运动者提供了整个教会背景的资料，使他们看清自己所处的教会已经与教父时期单纯的教会大相径庭，而教会里所堆满的各种宗教仪文、习惯与礼仪，都是使徒时期的教会所没有的。
十五世纪后半期的教皇们也热衷于文艺复兴，梵谛冈教廷就是于文艺复兴时期在罗马建成的，是教皇的豪华住处，里面包括漂亮的花园、有名的梵谛冈图书馆、西斯丁教堂及宏伟的圣彼得教堂。
【共同生活弟兄派】约于主后1350年，在荷兰及德国一带兴起另一种改教运动，称为“共同生活弟兄派”（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由革若特（Gerhard Groote）所创，他向许多渴慕的听众讲道，带起了伟大的宗教复兴。共同生活弟兄派的信徒们，强调基督徒宗教教育，他们希望藉教育之法，带出全教会的改革。从他们的学校中，造就了许多推动宗教教育的敬虔信徒。马丁路德曾在他们设在马得堡的学校就读一年。另外几位曾接受过共同生活弟兄派学校造就的伟人有：韦索的约翰（John of Wessel）、伊拉斯姆（Erasmus）及多马肯培（Thomas a Kempis）。
韦索的约翰是他那一代最伟大的学者及思想家。从主后1445到1456年，他执教于德国耳弗特（Erfurt）大学。四十九年以后，马丁路德就是在这个大学拿到文学硕士的学位。许多人称韦索的约翰为“世界之光”，因为他攻击赎罪券，清楚地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他说：“一个人若以为自己可以靠善行得救，他就根本不明白甚么叫得救。”他也教导“惟独因信得救”的真理，他写着说：“神要拯救的人，即或所有祭司都革除他、定他罪，神也会亲自赐他得救之恩。”韦索的约翰不接受罗马天主教的“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所谓“化质说”，是相信当祭司用圣礼的词句宣告后，圣餐的饼和酒就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马丁路德后来说：“如果我曾读过韦索的约翰的著作，则我的观点，看起来真像全部抄自他的著作。”韦索的约翰后被罗马天主教以异端罪名下入监牢，于主后1489年十月，死于狱中。
共同生活弟兄派学生中，最出名的是伊拉斯姆，他与马丁路德同时代。伊拉斯姆以其广博的学识及尖锐的笔锋，讪笑当时修道士的无知及教会的弊端。主后1516年，他在德国的巴色（Basel）校正希腊文的新约，并且印刷出来，此书对改教颇有帮助。不过他不是改教家，因为：（一）他为人圆通，怕得罪人；（二）注重学问，不注重宗教；（三）注重理想，不注重信心；（四）博取权贵的欢心，过于博取神的欢心。所以马丁路德树立改教的义旗之后，伊氏很不以为然。他死于主后1536年。虽然他在改教运动中，一直未和马丁路德在一起，但一般人都认为：“是伊拉斯姆下了蛋（改教运动），马丁路德将它孵出来！”
另外一位深受共同生活弟兄派影响的人是多马肯培，他住在荷兰，写了一本伟大的书：《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这本书至今仍在属灵文学著作中名列前茅，被誉为世界名著之一，教导人研读圣经，逃避世界的虚浮。
【马丁路德的早年】改教之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于主后1483年生在德国撒克逊（Sachsen）的埃斯勒本（Eisleben）。在他襁褓时，全家搬到曼斯菲（Mansfeld）定居。双亲都是敬虔的信徒，父亲是个辛劳的矿工，刻苦度日，积蓄钱财，为了使他聪明的儿子可以受较高的教育。
马丁路德在1501年入了耳弗特大学（Erfurt）研究法律。他乃是“一个优才生，健谈者，雄辩家，为人善于交际，并富于音乐天才。”在一个特别短促的时间，他就获得了学位。在1505年，他突然决志要进入一间修道院。他实在是一个模范的修道士，非常的热忱，他几乎实行了所有禁食、鞭打、苦待己身的方式，并且更发明了许多新的苦修法。他这样的忍受约有两年之久，他说：“我所受的疼痛是笔墨不能形容的。”
后来他改攻神学。主后1507年被按立为神父；第二年（1508）他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由于他的才智过人，而且品性突出，周围有许多学生围绕着他。他守住这一个教授的职位，直到他临终的那一年（1546年）。
主后1511年，他曾到过罗马。这次旅行，据传他曾跪着攀登有名的圣梯（Scala Santa），当他在圣梯上爬到一半时，他听到里面有声音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于是，他站了起来，走下台阶。因此有人说，这是马丁路德蒙恩得救的一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当时仍然接受教会的习俗，即如弥撒、崇拜遗物、出售赎罪券、朝圣及教皇的阶级。他在罗马，虽然因看见教廷的腐化罪恶而大大的震惊，但他仍然是顺服罗马教会的权柄的。然后他又回到威登堡去。他对于圣经的讲论，从那时起就开始吸引了全德国各处的学生。
约于主后1512年底，他在威登堡的斗室中研读罗马书，当他看到第一章十七节“义人必因信得生”时，他一边读，一边揣摩、深思。突然间，一股无法言喻的喜乐，充满他的心中，灵魂的重担剎那间完全脱落。他终于看见得救是在乎藉基督而信靠神，并不在乎实行教会的忏悔和礼仪。这一来就将他整个的人生并全世界的历史都改变过来了。
【关于赎罪券】帖次勒（Tetzel）的出售赎罪券，乃是马丁路德脱离罗马教的起因。所谓赎罪券者，就是用以减轻炼狱中的痛苦，即以赎罪券来消除罪恶的刑罚。根据罗马教的教训，炼狱是与地狱大同小异的，不过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并且各人都是必须经过的。教皇曾擅自以为有权能减轻或完全消灭这些痛苦，这一个特权是单独属于教皇所有的。赎罪券出售乃是先招人承包然后才零估出去的，因此将犯罪的权利出售乃是教皇国库最主要来源之一。帖次勒是贩卖赎罪券的高手，他漫游德国，到处出售教皇所签押的赎罪券，宣称凡购买者本人或其朋友亲属都可获得赦罪，而毋需经过认罪、悔改、忏悔及神父赦罪的宣告。主后1517年，他在威登堡一带使用一些顺口的歌谣和低俗的笑话来促销赎罪券：“只要钱在箱中响，炼狱锁钥不久也来响当当。”就是这一件事大大的震惊了马丁路德。
【九十五条款的布告】马丁路德在主后1517年10月31日，在威登堡教堂外张贴了九十五条款。这九十五条款不过是一种告示，用意在邀请各界在三个题目上加以辩论：（一）赎罪券的买卖；路德认为这是不合圣经、无效，及危险的。（二）教皇赦罪的权柄；路德认为教皇没有这种权柄。（三）教会的宝库；路德认为其内拥有的不是圣人的功德，而是福音。
过了不久，全德国的人士都如饥如渴想获得这九十五条款的单行本。这实在是一点“能以点着全欧洲的星火”。以后单张小册先后如雪片一般纷纷的出版，对学者是用拉丁文，而对平民乃是用德文。到了主后1520年，他就成为德国一个最闻名而受众人欢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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