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循道会及国外布道工作
一六三八——一八二O年
十八世纪英国的情况——韦尔斯的复兴——暂设学校——成立团体——牛津的“圣洁会”——韦斯利夫人——韦斯利约翰和查理前往乔治亚州——韦斯利约翰回国与薄勒会面——用信心接受基督——访纥仁护特——威特腓德——在京士活（KINGSWOOD）向矿工传道——韦斯利约翰也开始露天布道——普通信徒担任传道工作——奇异的现象——大复兴——韦斯利查理所写的诗歌——摩利维亚教会与循道会分道杨镳——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分歧——会议——循道会派脱离英国教会——分裂——复兴运动带来的益处——国外布道的需求——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富勒耳（ANDREW FULLER）——差会的成立——差会与教会间的分别——哈尔登（HALDANE）兄弟——詹姆斯哈尔登在苏格兰传道——教会会议反对——大批人民听见福音——在爱丁堡（EDINBURGH）成立的教会——传教自由——浸礼问题——哈尔登若伯特往访日内瓦——查考罗马书——日内瓦信徒守主餐——教会成立。
十八世纪期间，英国人民普遍漠视宗教，道德衰败，情况恶劣不堪，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关注。当时上流社会的人士，浸淫酒色娱乐，道德废弛，而下层的劳苦大众，亦放纵无知，留连罪中。教会人士，除少数人外，在灵性和德行方面，也不比普通人强。宗教出版物内充斥着无神论调，内容混杂；酗酒的情况很普遍，暴力横行无忌。为了阻吓罪行，维持治安，政府严厉施政，却无济于事；漠视法纪的人日多，监牢的情况恶劣，穷人困苦无告。然而，深藏在人的心中，正涌流着一股宗教的热忱；这潜流暂时受到社会纵容罪恶之风所掩盖。信徒在广大的群众中，显得人单力薄，一般人都亟须复兴，可是意志却消沉不振。
就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属灵奋兴，影响格外深远。韦尔斯的情况和英国的一样黑暗，加上教士和牧师非属本土人，多是英格兰人，在民情及语言方面，都与当地人民隔膜脱节，因此情况更形不利。可是，在国立教会中有几位韦尔斯人，他们的表现与众不同。兰维彻斯（LLANV ACHES）教区长若他（WILLAMWORTH）在突然悔改醒悟后，开始传扬生命之道，吸引了不少心灵饥渴的人，结果聚会的地方无法容得下这么多听道的人，他只好移到户外聚会，甚至到教区外主持聚会；他因此被革职。一六三八年，他自行成立信徒聚会。深受他的影响的人中，包括克拉铎（WALTERCRADOCK），他原是卡廸夫（CARDIFF）的副牧师，他亦因此被逐出教区，后来他周游四方传道，并加入了公理会。普立查德（REES PRETCHARD）是得着救恩之道的人中之一；前来听他讲道的人很多，他亦只好在室外聚会，因此被宗教法庭所传讯，但因为有人在幕后支持他，他就得以继续传道，并可一直留在英国教会内。另外一位韦尔斯籍牧师锺士（GRIFFITHJONES），在十八世纪初期，早已在韦尔斯作了不少善工，使人心预备好了来迎接那要来的大复兴。他在自己教区内传道时，发现人因为自己不能阅读圣经，而致灵性不能获益；于是在友人的协助下，他雇用了一些教师，巡游各地开设短期性的学校；后来又因缺乏合适的教师，他开办了一所教师训练学校，只收纳那些坚守属灵原则的信徒，他们多是不奉国教的人，年龄不一。他们虽然受到教会人士所反对，但并不气馁，反而庆幸自己有此受训练的良机。这个复兴运动给全国人民在德性及行为上，都带来了更新。在这些训练学校开办了二十年后，锺士去世；到此时为止，曾在学校工作的信徒有三千五百多人，而韦尔斯的居民有三份之一曾在这些学校里攻读。
与此同时，有一位青年人叫哈里士（HOWEL HARRIS），在未受按立前，就开始传道，教会因此拒绝给他按立，但他并未因此受阻吓，仍然继续传道，或在户外，或逐家谈道，一面殷勤作工，一面仍保留国家教会的教友身份。福音果效甚大，许多人悔改归主，生命起了极大的改变；原来死气沉沉的家庭聚会，变得生气勃勃。有好些人协助哈里士作工，其中有牧师，亦有平信徒。为了使归主的信徒继续受造就，他们成立信徒的团体。此举不出所料，马上受到国立教会的人士反对；由地方政府及国立教会牧师所发动的暴徒，肆意侮辱护骂这些传道者。这些传道人中，不少是满有恩赐的，其中包括饶兰斯（DANIEL ROWLANDS），他本人原是个牧师，因为在自己的教区外传道而被革职。他前往兰质多（LLANGEITHO）讲道，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来听道；听众来自远近各地，都深受他讲道所显出的那股难以言喻的能力所感动。这项在韦尔斯的复兴运动，不久就与在英国所发生的同样性质的运动汇合。整个韦尔斯人民的道德情况，为之改观。这些复兴的现象，并非是昙花一现，因为直到如今，韦尔斯的灵性低沉的情况，已一扫而空；当地人民灵性的深度和影响，是世人所熟知的。
牛津大学有一小群学生，在一七二九年开始自行成立聚会，讨论他们所面临的灵魂得救和为荣耀神而活的问题。这些聚会，备受大学内的师生们所嘲讽。聚会的学生，在行为生活上，均与别人不同：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常往探视狱中囚犯及病者，乐意周济穷人。他们被称为“圣洁会”，或称“敬虔会”，或称“热心派”，或称“循道会”。发起聚会的人，包括韦斯利约翰及查理两兄弟，后来又有威特腓德加入。
韦斯利兄弟的母亲，为人不凡，这两兄弟出色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多归功于她的教导有方。她丈夫是个牧师，那大家庭的儿女们和家人，均由她教养及管治。她不但悉心教养儿女，且在丈夫因工作离家时，经常召聚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仆人们把这样的聚会张扬出去后，不少人请求来参加，聚会的人数渐增，有时多至二百人，一起挤在房子内读经祷告；有时因地方面积所限，不少人不得入内，只好望门兴叹。后来有人批评她所为与妇人的身份不相称，而且向她的丈夫投诉。她向他分诉说：“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是这大家庭的主妇。……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负起照顾各人灵性的责任，就如那位天地的主所交付 给我的托付。……我不明白为何因此会使你蒙受不良的影响。你的妻子不过是尽力领人来聚会，以免他们在主日羞辱神的名。在聚会中，我向他们读圣经及其它的教训。至于我，我不在乎这些人的指责，我早已脱离这个世界，我也衷心地希望自己不会招致非议。至于说我这样作，显得奇特不寻常，那我也只好承忍。其实，差不多每一件严肃的事都是不寻常的，尤其是以让神得着荣耀的事，或是叫人的灵魂得救的事。……只有一件事使我最感不安的，就是这些人来参加我们的家庭祷告；我并不担心什么，因为那蒙伟大圣洁的神所呼召的，就是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讲解圣经，也无须自惭形秽。但我深感不安的，是以女流身份来献上神子民的祷告，我怀疑这样作是否合宜。上一个主日，我原想在祷告前就把众人遣散，但他们切切恳求要留下来，我又不忍拒绝他们。”
韦斯利兄弟受按立为牧师以后，二人和其它两位信徒，一起出发往美洲的乔治亚（GEORGIA）。但是，当时他们俩心中仍在寻求自己灵魂得救的答案。在船上，他们遇见一批摩利维亚信徒；他们所表现的谦卑、和平和刚强，使约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乔治亚勾留的期间，切切实实地过舍己克苦的生活。可是工作未见有何果效。他灵里感到十分的痛苦，就回到英国去。以后他追忆说：“我往美洲去领那些印第安人悔改归主；可是，谁又能使我清楚得救呢？”他回到了伦敦（一七三八年），又有机会与摩利维亚信徒接触。在“值得纪念的某一天”，他认识了从德国来的薄勒弟兄，两人相谈甚久。后来他忆述说：“因着这番谈话，使我深知在那伟大的神手中，我是何等的不信，缺少了那能叫自己得救的信心。”他征求薄勒的意见，看看自己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否应该停止传道。但薄勒说：“不可！你要传讲信心之道，直至自己也得着为止。以后，自己既有了信心，就能放胆传讲信心之道。”因此，约翰继续向凡所遇见的人，传讲因信得救的道理，但他自己却仍不能明白人如何能因信就立刻可以得救。于是他查考使徒行传，看看以前有没有人因信就立刻得救的事例，没料到他发现了差不多所有信的人，都是因信得蒙拯救。但他又以为这样的事，只能在基督教早期的时候发生，而当时已物换星移，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可是，他却看见周围的人的经历，都是因信立刻就尝到救恩的滋味，因此他最后也学会了用信心来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
他的兄弟查理，和其它同工，见他在工作多年以后，还说自己还没有得救，因此对他大大生气。可是后来他的“兄弟和薄勒有了一次特别的交通以后，眼睛明亮过来，明白了那唯一使人得救的真理，认识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的道理。”
接着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让这一小群的信徒每周在一起聚会，彼此认罪代求。韦斯利约翰在伦敦各教会内，专心传讲“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叫人白白称义得救”的道理。结果每次讲道完毕，都受到人的警告，不许他下次再去讲道。
他后来前往纥仁护特，参观摩利维亚弟兄们的小区组织，他见到了亲岑多夫，又与其它信徒有交通，内心大大得着激励。他回到英国以后，继续到处传道。后来到了布理斯托（BRISTOL），重逢威特腓德。
威特腓德出生于告罗斯达（GLOUCESTER）（一七一四年）。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他在家中排行老么，志愿是当牧师。他得了友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在品伯鲁学院（PEMBROKECOLLEGE）攻读，并作工读生。在求学的期间，他切切寻求救恩，经历了一次难忘的属灵经历。他参加了“圣洁会”，经常克己禁食，以致健康衰退；他又勤读圣经；后来他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读神的圣言，在一个月内所获得的真知识，远胜我多年来阅读许多其它著作所得的。”他认识并经历了因信称义以后，亟想传道；后来他给按立为牧师，立刻就开始工作，效果宏大。传说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感染力极强，甚至使十五个听众的表现失去了常态。他讲道的恩赐，从一开始就显明出来，人人蜂拥前来听道。有一次他在布理斯托讲道，题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本质及必要”，引致告罗斯达、布理斯托及伦敦等地的大复兴。他有一段短时期去了乔治亚，创立了一所孤儿院。回到英国以后，他发现逐家谈道的方式，使当地的教会大感不满。结果他不获准在教会内讲道。有些朋友劝他，说：既然在美洲时他曾向印第安人传道，他大可以向在布里斯托附近的京士活（KINGSWOOD）的矿工传福音。后来他追忆说：“既然他们不让我在教堂内传道，而那些可怜的矿工却因无知的原故而正在沉沦，我就决定去向他们传福音。我在一个小山丘上，向二百多名矿工传讲得救的真理。感谢神，多年的属灵冰封的雪地因而溶解，我也得着了这工厂。……我相信我的创造主喜悦这样的事奉。我在山上讲道，天上传声共鸣，正如当日犹太人拒绝福音，主就差遣仆人到大路上和篱笆那里去请人来。”第二次讲道时，有一万人来参加，他声音洪亮有力，讲了整整一个钟头，字字清楚，每一个人都听得见，他说：“我首先发现他们受感动，是因为看见这些刚从矿坑里出来的人的那给煤烟熏得污黑的脸上，给泪水冲洗出两道洁白的泪痕来。成千上百的人从心底里切实相信，事后他们的表现，证实他们的悔改是真挚的。”
威特腓德立刻把韦斯利约翰请来帮助他一同工作。约翰素来赞成在教堂里聚会。他后来说：“我晚上到了布理斯托，见到了威特腓德。起初我实在难以接受这种在田野讲道的奇特方式，他先在主日给我示范。我一生都是坚持一切的事情总该按次序作得体面，（这个看法，我到了最近才放弃。）差不多认为如果事情不是在教堂内作，就连拯救人灵魂的工作，也算是犯罪。有一天晚上，（威特腓德离开那里往别处去了），我向一个在尼古拉街（NICHOLAS）每周聚会一两次的小聚会，讲解主的登山宝训。（这可说是在野地讲道一个美丽而突出的先例，虽然当时亦有不少会堂。）翌日下午四时，我放胆作了一件人所不耻的事，把救恩的大喜讯息带到大路上去，我在城外不远的小丘上向差不多三千人讲道。”
就是这样，藩篱消失了，福音在全国境内自由传播，并且满带着圣灵的能力，锐不可当；来听道的人，有时数以万计。悔改的人，不但有最卑贱的囚犯、或贫民窟里的穷人，也有上流社会的人士，尤其是当杭丁顿（HUNTINGDON）伯爵夫人亲自出面协助福音的推广以后，情形更明显。当时能传福音的牧师奇缺，神反而是兴起了许多普通的信徒负起这个任务。韦斯利约翰起初表示不赞同，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兴起了这些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其中有些如纳尔逊（JOHN NELSON），他全未受过教育，但却满有属灵的经历和大能，为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在起初的时候，聚会内常常出现奇特的现象。听道的人，在得着身体灵魂的释放前，有时会倒在地上混身抽搐；有人在痛悔中大声喊叫，有时甚至发出恐惧的呼叫；也有人狂野地满口亵渎的话。传道人四面受敌，甚至有些暴徒袭击他们和那些承认主名的人，使他们的身体和财产蒙受损失。可是信徒们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及柔顺，连他们的仇敌也受不了。
韦斯利兄弟俩和威特腓德，及其它的传道者，不停地四出奔跑，风雨不改，走遍了英格兰及苏格兰。最大一次的复兴，是在威特腓德在苏格兰讲道以后引发出来的。在爱尔兰，不论南北，福音果效一样的显著。威特腓德屡次远访美洲新英格兰，福音的大能在那儿同样地显明出来，后来他在该处工作的期间去世，时为一七七O年。韦斯利约翰不屈不挠地劳苦作工，直至一七九O年他年届八十八岁高龄的时候；他至死也“并没有半点衰老的现象”。临终前，他用尽气力举起双臂，大声向围在他床前的人，重复说了两遍下面的话：“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是神与我们同在。”
韦斯利查理在传道的恩赐方面，虽然及不上他的兄弟，但他也一样的劳苦作工。他给教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所写的诗歌，他一共写了六千首以上，其中有多首优美如诗，属灵价值也极高，为圣诗中之佼佼者。诗中的文句，不但辞藻精美，而且都是讲述圣经中的主要教训，抒发灵里敬拜的深意，适合那些受神的灵所感动的信徒用以表达内心的爱慕和赞美。韦斯利兄弟俩发现信徒从诗歌中的文字所领受的，比从圣经中直接吸收的更多，因此他们所写的诗歌，多以教导为目的。
当时为神国作工的人众多，不免在某些见解上会各持异见。他们一旦重新抓牢了神的话所显明的真理，而且这些真理又是为人遗忘了多时的，有人就会偏重真理的一面，而另有人强调另一方面；各人很自然地会高举自己所见的，怀疑别人所领受的。虽然圣灵给赐下来是要领众人进入真理，但是，并不是每位信徒都能完全地得着。事实上，神的启示如此丰富浩瀚，往往叫人只能领会片面的真理，因而产生了不同的领会。
韦斯利起初虽曾从摩利维亚教会得着很大的帮助，但他后来在好些见解上，渐渐的与他们分歧。他们在历史上与波希米亚弟兄会的关系渊源，使韦斯利认为他们趋向神秘主义和敬虔派的作风，与他本人的讲求现实和进取的精神格格不入。一七O二年，那个原在费达巷（FETTERLANE）由摩利维亚弟兄们和循道会信徒联合的聚会，开始分裂。摩利维亚弟兄们仍留在该地聚会，而循道会则迁去一个名叫“访得理”（FOUNDERY）的地方。
很早的时候，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见解就开始不一致。威特腓德在神的拣选的说法，接受加尔文的见解，而这一点却是韦斯利所坚决反对的。当威特腓德在一七四一年由美国返回英国后，他公开传讲“一般救赎”的道理，在访得理讲道时，韦斯利在座他也毫不讳言。杭丁顿伯爵夫人赞同威特腓德的见解，而当时遍及英国的循道会组织，均奉行韦斯利的教训，属于亚米纽斯派；在韦尔斯的教会，却属加尔文派，可说是与“杭丁顿伯爵夫人那类人有关的”。
这些在见地上的分歧，却没有使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因此反目。他们分别同样传讲因信称义的真道，大有果效，引领许多人悔改归主。虽然两人讲道的作风也大不相同，但所传讲的，仍是同一的真理，因此果效没有分别。威特腓德口才流畅有力，激烈生动，闻者动容；有时他因见无数灵魂急须拯救而不禁泣不成声。韦斯利的讲道，则条理分明具说服力，虽然内容多属解经的性质，但就算是粗野的小民，也深受吸引。
韦斯利归属国立教会的决心，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拦阻了他未能清楚领受圣经中所论及有关神的众教会的教训。他在传福音的事奉中，也从来没有考虑依照新约圣经的原则成立教会。可是在一七四六年，他说过下面的话：“在路上的时候，我在圣经中读到论及早期教会的话；虽然我因本身的教育背景，心中常存偏见，但我仍能立刻领会早期教会的样式不失为完美正确的蓝图。假如这是对的话，那么监督和长老，基本上是同一个职事，而且早期的教会，每一个都是各自独立的。”为了使他的工作成果能维持永久性，他组织了“会社”，声明这些团体内的成员，并非是信徒，只是寻求真理的人；他们彼此相交的根据，亦非在信仰上，而仅属实验性质。加入组织的人，都是那些希望得救而且要逃避将来愤怒的人。这些人可以自由参加各处聚会，也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不许彼此讨论或争辩。一七四O年，有一位成员就因为争辩神的选召和撇弃的问题，而被革除。
韦斯利常常会在合适的时机把组织整顿一下，清除那些不合宜的份子。他一直控制管理这组织，并设立纯粹由牧师组成的“总议会”（CONFERENCE），以备在他死后继续负责治理。他原想将这些活动限制在国立圣公会的范围内，但没有作成功，原因一方面是国立教会排斥反对他们，另一方面是根本不可能把这股新生命的力量囿限于人为的范畴内，因此结果这些团体不得不正式脱离国立圣公会。
总议会要维系这些循道会的组织，却有心无力。总议会既然是由牧师组成，自然就要起而维护本身的权益，坚决拒绝普通信徒参加，结果便产生了“新循道公会团体”（METHODIST NEW CONNEXION），后来却因要管制露天公开布道，意图将一些未经同意而擅自举行的“营幕聚会”的人逐出去，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便又成立了“原始循道派”（PRIMITIVE METHODIST），他们表现得十分活跃和热心，以后继续发生冲突及分裂，总议会也只好逐渐改变作风，认可一些起初反对成立的新组织。
这些充满活力的团体的成立及成长，并不是十八世纪的人灵性复兴的唯一结果，也不是主要的成果。最大的成果是在人心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改变了全英国及美洲的人民的德性和风尚，唤醒了许多人起来寻求公义，摒除恶俗，解救受困苦和压迫的人，形成了一股推动社会更新的力量，促成更合理的司法制度、实行信仰自由、鼓吹解放奴隶、改善监狱的情况、推动海外布道的工作，连国立教会本身也蒙受益处，信徒开始热心传道，以往歪风陋习，一扫而空。其它的公会，例如浸信会及公理会，也因着这次普遍的复兴而受益，大幅度的扩展他们的活动。
主吩咐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是经过了十多个世纪，主的命令始终未能实现，还有数以亿计的人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这个事实，在历世历代中一些基督徒的心中，成了重负；也有一部份信徒曾尝试往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到了这时，这个重负因人的灵性复兴而更形强烈，信徒爱主及爱失丧灵魂的心，又如火挑旺起来。在这一方面，克理威廉（WILLIAMCAREY）的贡献最大。他原是鞋匠，也是茂尔顿（MOULTON）特别浸信会的牧师。他在该小村中阱手胝足以维持生计，自修各种语文，并收集世界各地的异教徒的国家的资料。在他的工作间的墙壁上，张贴了一幅用纸拼凑起来的世界地图，其上列明各国所在及一切他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这幅地图就是他的祷告对象，也是与人交谈或讲道的题目。
有一次，在诺咸顿（NORTHAMPTON）召开的牧师会议中，青年的弟兄们有机会提出题目来讨论。克理提出下面的题目：“交付给使徒要向万国传福音的命令，附带同等重大的应许，各时代的传道人应否遵行，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题目却被认为完全不合宜，给搁置一旁。当时这群牧师属极端的加尔文派，并不认识顺从遵行基督命令的必要。
后来安德烈富勒耳（ANDREW FULLER）的讲道，协助解除了这些阻力。克理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探讨基督徒带领异教徒归主的责任，并论及世界各国的宗教情况、以往传道工作之得失、及将来工作的实际问题”。在文中，他列举了各项原则及引述过去一些人的布道成果，然后就详论反对国外布道的人所提出的问难。有人指出某些异教徒的“野蛮和没有开化的生活方式”，他就说：“这一点绝对不应引起任何难处；只有那些耽于安逸的人，才会介意这些引起不便之处，使徒们和他们的后继者，往还没有开化的日耳曼人和高卢族、甚至在不列颠人当中去传福音，并没有感到有何难处；他们并没有等待这些古老的民族部开化了，才去引领他们归向基督。他们的前往的时候，只带着十字架的救恩。”他们“发现这些异教徒衷诚地接受福音，产生了美好的果效，这是以往欧洲人在还没有向他们传福音而与他们沟通了多年所不能获致的。”他提议到国外布道时，最低限度要两个人一起去，以已婚者为佳。同行的人，最理想是具备农作知识或其它实用技能，而且最好能迅速发挥所能，以供应所有同工的需用。他又论及这些传道者所该具备的属灵及其它条件，然后说：“借着神的祝福，有人因此归信得救以后，最好是激励他们早日显出各种的恩赐，因为他们谙熟当地语言及风俗，这些条件大有助于福音的传扬；而且他们在行为表现上的改变，也能大大的加强福音的见证。”
一七九二年的牧师会议在克特令（KETTERING）一位寡妇家中举行时，即席成立了三个向外地布道的团体，他们委托十二位信徒草拟工作目的的简要说明，并签署通过。数月后，克理威廉就启程往印度；同时，富勒耳也尽心尽力唤醒英国的信徒，负起往全地去传福音的责任。
起初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慢慢的已迎刃而解。这些布道活动所带给印度和英国的属灵福气，也印证了工作的成功。福音的果子在印度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已是七年后的事：克立什拿（KRISHNA PAL）和他的全家接受了基督作救主，他不但成了有力的福音使者，而且写了许多圣诗。
对海外布道工作的热忱，引致了一七九五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成立。起初的时候，这个组织并不属于任何宗派，但不久以后，它归属了公理会。一七九九年，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也扩大活动范围，其它的宗派也纷纷仿效。
这些布道团体忠心努力的作工，在世界各地结出了美好的果子，他们的活动记录，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些史实。可是，这种向外布道的方式，不免引起了这些在异教徒当中工作的欧洲人彼此分裂，影响了宗教活动的开展，也削弱了福音的见证，并引起各式各样的传道差会纷纷成立，各自为政，另一方面，独立教会却忽略了向自己国人传福音的任务，失去了使徒时代众教会的见证样式。
哈尔登若伯特（ROBERT NALDANE）和詹姆斯（JAMES HALDANE）两兄弟，他们是出身于苏格兰的富豪望族：年青时在海军服役期间，成绩卓越。两人信主后，殷勤研究查考圣经。詹姆斯在他婚后曾忆述说：“当我成家以后，就开始在安息日的晚上在家中聚会。我起初并没有意思要多举行聚会，因为担心会给亲友们取笑。但后来由于责任心的驱使，我就决定敢为每早晨聚会。有一段日子，聚会是在房子后面的一个房间举行，以防有外人闯进来，但慢慢地，我克服了对人的惧怕，心里迫切要使家人得教导，因此我就开始对他们讲解圣经，内心感到十分快慰，主也藉以操练我，准备日后作公开的传道。……后来我开始心里暗暗爱慕传福音的事奉，盼望自己能有机会为主作工。我开始求神差遣我往葡萄园去，并使我准备好自己。心中这个祈望愈来愈强烈，虽然自己对这个心愿的实现，一点把握也没有，甚至有时在祷告中，自己不信的恶心会告诉自己：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并无意到大路或篱笆那里去向罪人传讲基督，可是心里总存着一点渺茫的期望，相信主必引导。”
不久以后，他和其它的一些信徒，开始在一个荒废了的矿场小村中传福音。聚会通常由牧师主持，但有时牧师不能抽身前往时，就由普通信徒负责。有一个晚上，牧师没有来，詹姆斯就代替他传讲，这是他第一次传福音，时为一七九七年。以后他和其它的弟兄们按时出外传福音，数年之间，足迹遍及苏格兰及更远的地方。
这些传道人通常以马车代步，满载福音单张出发。福音单张不但是他们自己所写的，而且也是自己动手印刷分发。所到的各地，如果可以借用教堂，就在教堂内讲道，不然的话，就利用学校或其它建筑物，但多半时候是露天布道。听众数以百计，有时甚至数以千计；福音的见证大有能力，许多人悔改信主。当时人民的属灵需要甚大，可是由普通信徒领聚会的方式，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不寻常的传福音方式，也吸引了不少人来听，并且深为传道者的真挚诚恳所感动。
在阿伯丁（ABEREEN）举行的苏格兰国家教会议会，通过谴责“那些不用教堂，四处流动工作的传道人和主日学”，指斥他们“非宗教性和漫无纲纪”的行径。同时大会议决：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自行传道，或作主日学的教师。后来大会又指斥那些传道差会，警告教友：若不是国家教会的人传讲教训，“不得赞同或参加”，又将拒绝遵从教令的人逐出教会，其中包括他们当中一位颇有恩赐的牧师。在另外的一次会议中，又宣告“牧师不得容许没有在大学里选修哲学及神学的人及未获批准讲道的人，在教会内讲道”。但是许多信徒对这些禁令，置若罔闻，反而引起了他们去听真正相信圣经的信徒讲道的兴趣。
詹姆斯在为自己及同工们辩白时，说：“我们不要叫人误会，……以为凡跟随耶稣的人，都该离开赖以维持自己生计的职业，转为专一的传道。基督徒养家活儿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认为基督徒都有责任随时向人传福音，抓住机会劝醒罪人要逃避那要来临的愤怒，指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管他传福音的对象是两个人，还是二百人，在我们看来，他实际上是个传福音的使者，是报好信息的，这正是所传的道的真正意义。”……“目前宗教情况低沉，我们就有充份的理由到大路和篱笆那儿，尽力劝导罪人抓紧福音摆在他们面前的盼望。”传道的人极力强调因基督的死和复活，每一个人都得以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他们所到的各处，发现人民属灵的情形陷于低潮，但各人心中却极渴慕真理。他们到远在北方的克俄尔（KIRKWALL）的嘉年华会传福音时，每天有三四千人来听道，在主日的听众，更多达六十人。
有一位听众，在传道的人邀请立志归信的人走到前面的时候，他为了好奇，也走到前面去。后来他描写当时的感受如下：“哈尔登上尉骑着马来到会场，下了马，把马交给站在一旁的绅士。那时他还年青，不到三十岁，身披蓝色大衣，领襟镶边时款，脸上扑粉，头发后束极尽绅士气派，但当他用了亮有力的声音，开始向那些慕名而来的听众讲道时，我永远不能忘怀当时的感受。他言辞简洁，却满了能力，撼动人心。那慑人的力量，叫我不敢打盹，甚至回家后也整晚不能入睡。我当时的感受，实在是毕生难忘。虽然在数年以后，我才真正的接受福音，但经过了那天晚上的经历，我不再像以往那样漠视永生的事。”
这些福音的善工，和基督徒灵性上的复兴，引起了众人开始研究以后如何继续实行圣经的教训的问题。哈尔登兄弟俩，和其它几位同工，受到国立教会内一些不信的组织所压抑，于是决心离开，与一群神的儿女一起聚会，在爱丁堡建立了教会，一开始就有三百多位信徒参加，并且人数迅速增长。他们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按立詹姆斯为教会的牧师；若伯特在爱丁堡及其它地方，安排了宽敞的聚会场所，又称“会幕”。他们相信新约圣经吩咐信徒今天所该遵守的教训和原则，因此在七日的头一日守主餐，又停止在聚会中收集金钱奉献的惯例，而由各人各按能力供应教会一切的所需。这一切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发展的。若伯特说过：“开始的时候，我教导人每一个月举行一次纪念主，后来却领受了圣经的教导，相信应该是每周该有一次。……我和几位弟兄先开始这样作，……然后成立教会。我现在相信：在原来没有基督教会的地方，任何基督徒都可以仿效我们的作法。……我起初认定，教会是不该与世界相交，但可以接受他们的金钱的。现在我想到自己竟会有这样的主张，就不禁满脸羞惭。”
他们渐渐的开始明白，如果没有人为的拦阻，圣灵就能自由运行，显出各种的恩赐来。以后，他们熟习了圣灵在信徒当中运行的实际，获得了极大的喜乐和能力。
那些年间，哈尔登詹姆斯颇为婴儿受洗的问题所困扰，他的心中存着怀疑，但他一直把问题撇开不谈，部份原因是恐怕在这问题上多花心思，会影响他的事奉。可是，终于有一天，在良心的催迫下，他不得不拒绝给婴孩施洗。不久以后，他自己也受了浸。他的兄弟和其它的同工，也因领受了同样的真理而先后受浸。当他们决定这样行以后，并没有觉得要因此而离开弟兄姊妹们的必要，因为他们相信信徒之间，要彼此容忍不同的意见：他们也希望教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分裂。可是，虽然他们竭力要保持合一，结果教会仍不免引起分裂，大部分信徒仍旧继续聚会，其中有受浸的也有不受浸的；各人却保持着同心，在这事上彼此容忍。有些人却离开了，另外设立聚会，但仍用相同的形式，不行施浸，依旧给婴孩施洗；此外有些人索性回到国立教会内，或加入其它的教会。
教会如此的分裂，实在是叫人痛心。当时大部份的聚会场所，均属哈尔登若伯特的产业，因此引起的难处不少，而圣经学校训练信徒作传道人的工作，也更形艰巨。剩下来继续聚会的信徒，虽然痛惜多人离去，可是继续坚守见证，因此继续不断地蒙福。
哈尔登若伯特在百忙中，仍念念不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因此在一八二八年，他和妻子往欧洲大陆去。他们并没有亲友在那儿，也不能作出什么计划，甚至拿不准自己能逗留多久。在巴黎，他们认识了—些朋友，因而把他们的脚步带到百伦（BERN）和日内瓦。他们在日内瓦找不到好机会，正要离开的时候，偶然邂逅一个在念神学的青年学生，这个结交改变了他们离去的计划，令他们在日内瓦停留了两年之久。他们彼此的交谈，使这神学生深受感动：翌日，他把另一位朋友带来。这两个青年人正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得救的途径，也完全不熟识圣经，因为他们虽然研究神学，接触的书籍都是不信神的哲学家所写的。他们受了哈尔登若伯特的教导，心里顿时明亮过来，知道自己对圣经和得救之道一无所知，因此十分渴望能继续得着教导。若伯特就是这样决定了留下来在日内瓦工作。
当时日内瓦的人民灵命枯竭。以往瑟维都所散播的异端，并没有因他本人被焚死而消失；同时，神学院里的教授，和日内瓦教会的牧师，又深受苏西尼主义和亚流主义的流弊所影响。
哈尔登若伯特在摩里斯旅舍（PLACEMAURICE）下榻。在一个大房间内放置了长桌，开始了经常的查经聚会。神学院的教授虽然明令禁止学生参加这些聚会，但每次前来的人，总有二、三十，查考圣经时，他们参照各种不同语文的圣经版本，而若伯特的讲解，则由别人作翻译。
他详细讲解罗马书，将其中的教训与圣经内的其它书卷互相参照。他对圣经全备的知识和坚定的信心，使听的人不但感到新鲜，也深受吸引。这些读经聚会，使学生们蒙受了极大的属灵福气，其中有好些很有恩赐的，而且也很忠心，后来为主工作，十分的出色，影响至大，可见这些读经交通的成果和贡献实在难以估计。从他们当中出来的有：圣诗作者马兰（MALAN），历史学者道碧尼（MERLE DAUBIGNE）；以后还有模诺得（ADOLPH MONOD），耐夫（FELIX NEFF），及其它的人，他们把他们所学习的真道，带回去说法语的地区及更远的地方。这个查经聚会，受到当地教会的反对，虽然若伯特并没有因此停止聚会，可是那些受过造就的牧师和学生，却因此受了不少苦；有些人被迫辞去职位；有人被逐出教会；甚至有人因此要出国流亡。
若伯特在日内瓦的工作，只止于福音真道和教会真理的讲解，以后他就离开那儿。虽然有人知道他曾受浸，但他却一字不提，或许他在苏格兰所曾遭遇的经历，使他感到沮丧，他就不愿再提。他到了法国，在孟投本作工，当地亦有抗罗宗教会所办的神学院。他在此地的工作，类似在日内瓦所作的，开始了以后，便交给别人继续主持下去。在日内瓦有一个年青的牧师，为了遵行真理而受苦，他就是马兰。
马兰是最初在国立教会外自行聚会守主餐的十个信徒之一；此外有高信（GAUSSEN）。他在追述当时的纪念主聚会时，提及在场的信徒名字，有：毕德（PYT），美乍涅尔（MNJANEL），根提亚（GONTHIER），归亚斯（GUERS）等。他说：“聚会的情景使我联想起在一五三六年另一次的纪念主聚会，由耶稣的一位门徒归仁（M·JEAN GUERIN）带领；那是日内瓦抗罗宗教徒第一次纪念主的聚会。”
教会成立以后，其中有一个聚会的地点，是在主教座堂的附近，在那儿所带出来的福音见证，吸引了不少人来听道，并且多人悔改归主。归亚斯、毕德、根提亚及其它信徒，也在从前弗若敏办学校的地方举行聚会。当年弗若敏的工作，引起了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另外一位神学生威韦亚（DU VIVIER），在卡露（CAROUGE）礼拜堂内宣讲主的神性、人堕落的本性、和主的救赎大工，被人斥为无稽可耻。为了防止同类的事件再发生，当局立例规定所有神学生的讲道内容，必须经由神学院内三位教授检查通过，才可以站上讲台讲道。―― 博饶本《走天路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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