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中华
【祷告的能力】许多年前，大概是1830年吧！那时候父亲是家乡一名热心而又成功的传道人。他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特别是贺尔船长的游记，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中国的属灵光景深感难过。但当时的处境，却容不下他亲赴中国传道的念头。在祷告中，他对神许下宏愿，如果神赐他一名儿子，他愿意把儿子献上，接受神的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事奉祂。那时候的中国，可说是完全自闭于真理的门外。我对父亲的心愿，或是当时他所作的祷告，却是一无所知；直至我在中国工作了七年多，回国之后，才获悉此事。当我知道父亲的祷告，竟然在我身上蒙神垂听，那时的心情煞是一片欣喜。
少年的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对信仰抱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而我也随波逐流，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然而我挚爱的母亲和妹妹却为我祷告，求主叫我得以悔改重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当时我大约十五岁。由于母亲不在家，我有一天的假期；午间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我便跑到父亲的书房找一些书来看，但遍寻之下可没有找着甚么中看的。于是我翻开小篮，在篮里的小册子中拣了一份看来颇具兴味的福音小册。我坐了下来，毫不在意的翻阅着。
那时候，在七、八十哩外的母亲，正吃完了午餐站起来，心中为她儿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她想今天难得时间比较充裕，可以藉此机会为她儿子向神祈求。于是她进了房间，把门锁上，定意除非神答允她的祷告，否则便不踏足门外。一个小时复一个小时，慈爱的母亲为我向神哀祷；到了最后，不能再祈求下去，而觉得非感谢神不可，因为圣灵告诉她，她所求的已蒙应允 ─ 她的儿子已得蒙救赎。
这时，我正翻阅着那份小册，有一个句子冲着我来：“基督作成的工。”立时间“作成”两字萦绕我的心间。自忖：“基督既已作成了完全的救赎，把罪债抵偿，那还有甚么该作的呢？”圣灵的光照透我的心灵，给我带来重生的喜乐；在世界上，我再没有甚么可作的，只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祂的救恩，不住的赞美祂。
数日之后，我首先要求妹妹保证不告诉任何人，然后才把我心灵得着喜乐的秘密告诉她。两个星期以后，母亲回来了，我率先到门外迎接她，告诉她我有个好消息急着要与她分享。母亲立即把双臂绕着我的颈，把我紧抱入怀，说：“我儿，我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快乐了整整两个星期。”“为甚么？”我讶然问道：“难道妹妹不守诺言？她答应过不告诉任何人的。”母亲向我保证这好消息不是从人听来的，然后把上述的经过向我解说一番。
不久之后，我捡起一本小册，以为是自己的，因为从外表看来，那简直是一模一样。我把它翻开，映入眼帘的，原来是妹妹的日记，记述她立意每天为我的得救向神祈求，直至神应允她的祷告。计算起来，过了整整一个月，神使我离暗就光。自从我开始做一个基督徒，就这样体会到祷告的能力。
【事奉的呼召】在我得救后数月，一个悠闲的下午，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用了好一段时间与神相交，我恳求祂给我一点工作，好表达我对祂的爱和感激。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在坛上，那浸溢我灵魂的庄严感觉，给我一个明显的确据，就是神已接纳我的献祭。神的同在有说不出的真切。那时我还未满十六岁，我记得我俯卧地上，伸开四肢，静静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
在我定意献身事主后数月，有一异象深深印入我的心灵，这就是神要在中国用我。这工作看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付上我的生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开放，罕有宣教士在中国工作，而有关在中国宣教的书籍亦不多见。但我知道在本市一位传道人手上，有一本麦都思（Medhurst）所著的《中国》，便登门造访，借书一读。他欣然答应，并问我为甚么要读这本书；我告诉他神要在那地方用我一生。“你打算怎样去？”他问道。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似乎只好跟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在犹太地的作法一样，腰袋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牧师慈爱地把手放我的肩膀上说：“啊！年青人，等到你年纪较大的时候，你便会比现在聪明一点，这种想法，基督在世的时候可以行得通，现在却不行了。”
我现在可大得多了，但不见得比那时更聪慧。我愈来愈深信，我们若照着主给门徒的指示和保证去做，在今日的世上一样是行得通的。
我的父母对于我传道的决心，既不反对，也不鼓励。他们勉励我，当以信心尽力锻炼自己的身体、意志和心灵，以祷告的心等候主的引导。这忠告对我很重要，日后我常有机会经历和证实。
麦都思的《中国》一书强调以医疗传道的重要，因此我决定研究医学，作为日后工作一项重要的准备。我在家中读了一阵子书，之后便跑到赫尔市接受医学和手术的训练。我在那里充当一名医师的助手。起先，我在亲戚处找到一安舒的居所，我工作所得的收入，刚好足够支付我的食宿费用，但我定意要为主的圣工奉献不少于十分之一，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安舒的居所和愉快的环境，搬到近郊去。那里只有一房一厅，膳食自行料理，但我可以从容地将我全部收入作十一奉献。虽然变动颇大，却带来不少的祝福。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建议我思考主再来的问题，所以有一段日子，我花了颇多的时间来研读有关主再来的经文。在圣经的亮光引导下，我看到那带着复活的身躯离开世界的耶稣，将会照样的再来。主的再来，乃是祂子民最大的盼望，是我们在奉献和事奉上无比强大的动力，也是我们在试炼和痛苦中莫大的安慰。主并没有向祂的子民显明祂再来的时日，为要叫他们日复一日，时复一时，过着儆醒等候主回来的生活。我定意尽力作好迎接主的准备，就查验我自己的小书室和小衣橱，看看有没有多余不需要的书籍和衣物，把它们处理分送给一些贫苦的邻居，使我心灵感到得益不浅。
【事奉的准备】我很快便发觉，原来自己也能过着远较从前刻苦简朴的生活。牛油、牛奶，以及其它奢侈的东西，我都不再吃了，主要的食品就是麦片和米饭，偶而也吃点别的东西，以变换口味；所以少许金钱便足够供给我的需要。这样，我经验到自己用得愈少，帮助别人愈多，心中的喜乐和属灵的福气也愈丰盛，使我每天都得尝难以言喻的福乐。
每当想及到中国之后，生命的保障，日用所需，以至一切的援助，除了神以外，别无倚靠，因此，我非加强属灵的操练不可。在离开英国以先，我必须学习单靠祷告，借着神来感动别人帮助我。我的医生雇主非常忙碌，恐怕忘记按时付我薪金，就吩咐我到时候提醒他，但我决意不直接告诉他，只祈求神让他记得，使我可以因着祷告得蒙垂听而得到鼓励。有一次，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的好老板却记不起发放薪金，我发觉自己身边只剩下一块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那天晚上大约十时，我领完聚会后，一个穷人请我到他家里去替他的妻子祷告，因她快要死了。我立即答应。途中，他的口音露出他是爱尔兰人，我问他为甚么不请一位神父？他说他已尝试过，但神父要十八个便士才肯去，而他却出不起这钱。这时，我想起我全部的财产就只有这块硬币，又不能分为两份，若把它给出去，明天午饭便肯定没有甚么可吃的了。
他领我上了一道破烂的楼梯，进入一间残旧不堪的小屋。眼前所见，触目惊心。四、五个小孩四围站着，凹入的双颊清清楚楚地显明他们饱受长期饥饿的厄困。倒在破烂的草床上是一位筋疲力竭的母亲，身旁是一个出世才三十六小时的婴孩，弱小不堪，连哭也哭不出声，听起来倒像在呻吟。我的心里一直在挣扎，我那令人憎恶的不信，阻止我顺服内心的感动，使我不肯把自己所有的救助他们。那时候，我无法说出甚么话来安慰这些可怜的人。我虽勉强为他们祷告了，但我不知自己怎样祷告的，可能语无伦次、断断续续。最后直到我把手放进口袋里，慢慢的把那块钱币抽出来交给那穷人，心里才得平安。那天晚上，在返回寓所的途中，我的心和我的口袋一样的轻省。我享受了一个快乐、安静的晚上。
第二天早上，锅里还有点粥可以作我的早餐，还没有把粥吃完，就听见邮差的敲门声，给我一封不知是从那里寄来的信，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块半英磅的钱币。只不过十二小时的投资，就收回四倍的利息！我马上立志，要把我省下来或赚回来的钱，存入这永不倒闭的银行。对于这个决定，我至今无悔。
【祷告再蒙应允】两个星期过去了，我的老板仍然还没支付我的薪金，我发觉我的处境又回复到像那难忘的晚上一般。我的困扰并不在金钱上 ─ 只要我一开口提醒老板，任何时候就可以有钱在手，但萦绕在我心怀的是：“我能不能到中国去？会不会因为我信心不足、能力不够，以致我无缘参与这宝贵的差使？”
一个星期又快过去了，星期六晚上，房租便要到期。那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医生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不经意的问起：“你的薪金不是又到期了吗？”我咽了两三下，尽可能平静地告诉他我的薪金已过了一些时间。想不到他回答说：“啊！真是抱歉，只可惜你不提醒我，在今天午间我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里去了！”
他一离开，我便立即回到我的小书房，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直至心里再次充满安息和喜乐。那天晚上，我刚打算熄灯时，便听到医生的脚步声；他来告诉我说，有一位顶有钱的病人，竟然在十点钟过后跑来付医药费。他就把刚收到的部份钞票给了我。这件事使我满心欢喜快乐的赞美主，我终于可以到中国去了！以后，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遇上极度困难的事情时，每当忆起这次经历，都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力量。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觉得应该离开赫尔，到伦敦医院修习医学课程。我挚爱的父亲表示愿意支付我在伦敦的一切费用；同时，中国布道会的委员会也表示愿意供给我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但经过祷告等候，在主的引导之下，我清楚知道两者的好意都不可接受。我便写信推辞了两者的好意，单单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
【伦敦的生活】伦敦不比赫尔，可以生活得那样省俭。为了减轻支出，我与表兄同住一房，自己负责自己的伙食；这房子离医院要走上四哩路。最经济的方法，莫如吃粗面包和喝白开水；这样，便可以把主的供应尽可能用得长久。我的晚餐和早餐，就是我每天要从医院跑一大段路回家时买的，一大条粗面包只值两便士；中午则吃两、三个苹果。这样的饮食，便能供给我足够的气力，每天走八、九哩路。
我以前在赫尔的房东太太，丈夫是伦敦一轮船公司的大副；于是她托我每月到船公司代领她丈夫另一半的薪金，然后邮寄给她，好节省汇费。有一次，她写信要求我尽快帮她领取薪金，以便支付欠款。这时我正为考试繁忙，刚巧我手头上有足够的钱，就预先垫款寄钱给她，打算一考完了试，便前去提取来还给自己。不料，当我到船公司提取到期的薪俸时，主办的职员告诉我，不能把钱给我，因为那大副已擅离职守，跑去掘金去了。
同一天晚上，我在缝钉一本簿子，好作为记录课堂笔记之用时，一时不慎，刺伤了右手的食指；顷刻间我便把此事忘记了。次日，在医院里我照常解剖尸体；这病人是死于败血病的，解剖的人若不小心，有甚么破损，便足以致命。我当然特别小心翼翼，到中午时，我感到十分疲弱，四肢无力，似乎要呕吐。下午上完一节课，我整条手臂和右半身痛得很厉害，病势已非常沉重，连旁人也看出来了。我跑到手术室收拾仪器，并将这情形告诉负责的医生。他认为我已被热病感染，劝我立刻叫一辆马车回家，料理后事。“因为，”他说：“你是一个死人了。”但我觉得中国有工作在等着我，我是不会死的！无论病势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所以对他的提议，一笑置之。
那天我勉力步行回家，进了屋里，痛得晕了过去，苏醒时已经被移放在床上。我一位住在附近的舅父跑过来看我，并且叫来他的私人医生给我诊治。这时候我身体虽然很是痛楚，但我所记挂的，乃是不要让父母知道我的病情，以免我失去察看神怎样为我解决问题的机会。我得到舅父和表兄的答应，不写信通知我的父母。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挨过危险期。日以继夜的痛苦慢慢过去，数星期以后，我的体力已足够使我可以步出房间。这才听说另两个与我同时进行解剖的人，已经死去。
【信心被坚固】我的医生劝我到乡下休养一段时期，直至恢复相当的体力和健康为止；若太早工作，恐怕后果堪虞。但我决意不让乐意帮助我的人，晓得我的困境，目的是要单从那听人祷告的主取得帮助，好叫我的信心得以坚固。主引导我再到那轮船公司去，询问上次提取不到的薪金。而我付不起车资，并且发放薪金的可能性不大；经过祷告等候神之后，我肯定这是祂的旨意，便凭信心接受主所赐的力量，毅然举步前行。这船公司离我住处至少有两哩。因我的信心已蒙坚固，靠着奇妙的神帮助，使我一步步终于走到目的地。
船公司那位负责发放薪金的职员，看见我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样子，便问起我的健康来。我告诉他最近生了一场大病，医生劝我到乡下休息一下，但想到临走之前，最好还是上来问问，那大副擅离职守跑去掘金的事，究竟有没有弄错。“啊，”他说：“真高兴你来了，离职出走的原来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熟练海员。”就这样，我得回了从前垫付的钱，便又去找那诊治我的医生，想要清还账项。医生很客气，不肯让我这个医学生付钱，只收下奎宁药的药费，只算八先令。办妥这件事情以后，我算了一算，余钱刚好足够我返回老家之用；我知道这是神为我作的奇事。我的医生是不信主的，当我把上述的经历一一见证给他听后，他眼中含着泪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换取你的信仰。”
【拯救的大能】康复以后，我重回伦敦继续我的学业，再投入繁忙的医院生涯和紧张的课堂生活。快要到中国去的时候，我被派每日替一位患了脱疽病（皮肉腐烂）的病人洗涤双脚。他虽来自基督教家庭，但自己却不信有神，对宗教极为反对；并且他的脾气很暴躁，把想读圣经给他听的人赶出去。曾有一位牧师来探访他，盼望能给他一些帮助，但他竟把唾沫吐在他面上，不许他开口说话。
一开始要照料他时，我为他花了许多时间祷告。头两、三天，我绝口不提信仰的事。由于我特别小心洗涤他的病腿，而且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他很快便对我的照顾表示感激。有一天，趁着他向我表示谢意的时候，我战战兢兢地向他解说我为甚么这样殷勤服事他，指出他的病情是何等的严重，亟需要靠着基督，得到神的怜悯。很明显的，他以最大的自制力把嘴唇紧闭，翻身背着我，不发一言。
我天天哀求神，在他离世之前拯救他。每一次为他洗涤伤口、减轻他痛苦的时候，我总会对他说一、两句“神会祝福”这一类的话。但他总是翻身背向我，看来是很愤怒似的，从来不搭上一句话。努力了一段日子以后，我感到灰心失望。他看来不单没有回转，反而愈来愈心硬。有一天，替他把腿洗涤好后，我洗濯双手，然后一反常态地没有站在他的床边对他说话，径自走向房门口。后来我停下来，犹疑了片刻，回头望他，察觉他惊异的脸色，因为这是我头一次没有替主向他说话便打算离开。我不能再忍下去，泪如泉涌，我走回去对他说：“朋友，无论你听不听，我必须说出我心底的话。”然后很恳切地跟他谈，并且带着泪水向他表示我多渴望与他一起祷告。他并没有翻过身来，只说：“如果这样能安慰你的话，请随便吧。”我当时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不用说，我立即跪下来，为他向神倾心吐意。我相信就在此时此地，主已叫他的灵魂悔改。
此后他从未表示不愿意听我讲道，或是替他祈祷。过了几天，他切实地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这位喜乐的病人在悔改之后，存活了一阵子；这段期间，他努力见证神的恩典，永不言倦。虽然他的病情令人感到十分痛苦，但由于性格和举止的改变，使得服事他的人也觉得照顾他不再是一件苦差，而是真正的乐事。我在中国早期传道的一段日子中，许多时候，环境看来要使我的一切努力陷于绝望，但当我念及这人的重生得救，我便得到鼓励，坚持下去，无论人们听不听，继续宣讲神的道。
【中国之行】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 ─ 我要离开英伦，远赴中国。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中华传道会在“达姆福利斯号”的船尾舱房里，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聚会，差遣我到中国传道。
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跟我话别。她与我一起进入小舱房，母亲用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后坐在我的身边，同唱我们长别前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母亲为我祷告。因船快要开行了，于是只好珍重道别。为了叫我好受一点，母亲尽量抑压心内的情绪。分别后，她走上岸。我孤单一人立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她也跟着往前走。船过了水闸，这次我们真的要分别了；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
船启航不久，我们遇上了秋分的暴风，风浪很大，几乎出不了麦士河口。十二天来，我们都是在爱尔兰海峡荡来荡去，出不了大海。船长和船员虽然百般努力，终究是无济于事。九月二十五日晚，我们已漂流至嘉拿温湾，与海岸的距离愈缩愈短，最后离岸边的巉岩只一石之遥。基督徒的船长对我说：“我们活不上半小时，你对主呼召你到中国传道有甚么想法？”我满心喜乐的告诉他，我对我所蒙的呼召不作他想，我深知我一定会到中国去；但假如神有别的安排，我总以顺服祂的旨意为念。
不到数分钟，风向转了两度，我们得以逆着风驶出海湾；但船首的斜桅摆动，船受到严重的损伤。几天以后，当我们驶出了大海，便在船上进行了彻底的修补。
航程中，因为没有风，而损失了不少时间。通常是在日落后才起微风，直到天明；日间却没有风，船便停下来，任由漂流。有一次当我们接近新畿内亚的北部，离陆地只有三十哩遥。早上，船长发现有一股时速达四海里的水流把船带向暗礁，恐怕在黄昏前船便要触礁了。所有人都同心协力，想把船头掉转，使船驶离海岸，但终告失败。大家静立甲板上一段时间，船长对我说：“所能作的已全作过了，现在只好等候结局。”我心里头掠过一个思想，便答道：“不，我们还有一件事未作。”“甚么事？”他问道。“祷告，”我回答说：“让我们同心合意地求主马上赐给我们清风。”船长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四个基督徒先一同祷告后，便各自退回自己的房间等候神。我经过一段简短而深入的祷告后，觉得神已允准我所求的，不能再祈求下去，便很快的再走上甲板，但见船樯上最高的小帆在微风中颤动，我立刻叫大副把主帆放下来。数分钟后，我们以每小时六至七海里的速度，迎浪前航，很快的我们便脱离了险境。
在抵达中国之前，神藉此鼓励我，叫我将一切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祂的面前，并且信赖祂必因着祂独生子之名的缘故，在我每一个紧急关头里帮助我。
【早期的宣教经验】我在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抵达上海；所遇到的困难，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那时，一股称为“红巾”的叛军正占据了上海，与政府军对抗。对于欧洲人来说，要住在外滩租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要在外滩租界找房子，又决不是有钱便可以办得到的，更何况我是一个身无长物的异乡人，前途可说是一片黑暗。我身边有三封介绍信，如今成了我唯一的指望了。内中一封信的介绍人是我所熟悉和敬重的好友，我自然特别看重这封信。我立即打听信里所提及的人，但发觉他在我到中国途中，患上热病，已死去一、两个月了。
听到这则消息，心里好生忧愁失望。只好打听另外一封所介绍的宣教士，结果又使我失望 ─ 他已回到美国去了。袋里还有第三封信，由于这是一位不太熟的朋友写的，所以我对此信并没有像上述两封信那样，寄以厚望。可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乃是神藉以帮助我的渠道。这封信是写给伦敦会的麦都思博士（Rev. Dr. Medhurst），他把我介绍给乐克医生（Dr. Lockhart），乐医生把我安置在他家里，我在那里住上了六个多月。我第一个中文老师艾德根博士（Dr. Edkins）──就是由麦博士替我请的，他跟已过世的韦烈先生（Mr. Wylie），在语言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忙。
这一段日子确是充满了纷乱和危险。有一天我和韦烈先生出城时，正遇到河对岸的炮台开始向城里攻击，炮弹的呼啸声近在身旁，两名正与韦烈先生倾谈的中国苦力，由于躲避不及，不幸都受了伤，他们因拒绝把受伤的足踝锯除，结果都死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宣教士在他家里的阳台上，突然之间，一枚流弹在我们中间掠过，炮弹陷在墙里。
在乐克医生家里住了六个月后，我在租界外租了间房子，开始在邻近的中国人中展开一点点的宣教工作，数个月间，颇有成效。由于晚间附近经常有零星战事，我惟有放弃睡眠，只在白天休息。一天晚上，离我家极近处发生火警，我爬上屋脊看看是否需要走避。一枚炮弹击中内院对面的屋脊，片片碎瓦如雨般落在我身上，而那枚弹珠却滚落在下面的院子里。事发后不久，我便放弃这所房子，搬回租界去了 ─ 这个决定绝对不算太早，就在我把最后的行李搬离之前，这幢房屋已被烧毁至片瓦不全。
在这一段受试炼的日子里，战争的恐怖、残暴和悲惨，对我这一个生性敏感的人来说，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寒冷、饥饿、在危险的黑夜里守望无眠，其中的痛苦岂是旁人所能了解；此外，又添上开荒者所有的浓烈孤独感觉，这份孤寂在许多情形下根本不可以对人透露，否则，别人会以为你在暗示向他求助。但这些都是神妥善而精心的选择，以及周到和爱心的安排，使我在这种环境中经历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切和神帮助的宝贵。而事实上，这些日子正是叫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而完全顺从并仰赖神的带领。
一八五四年的秋天，在艾德根博士陪同底下，我们平安地完成了为时约一星期的旅程，深入内地。当然，讲道是由艾博士负责，而我则帮忙分发书册。
【首次布道的成果】一八五五年春，与英国教会传道会的卜尔顿牧师（Rev. Burdon）联袂作了一次布道，途中颇历艰险。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从狼山要到通州。在船上吃过早餐，在未进城之前，我们把自己交托在天父的手中。
我们的中国教师极力劝告我们不要进城，因为该地的军人有种种不法的行为；但我们心意已决，靠着神的帮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我们。我们做了一些安排后，便把书分成两袋，只带着一个仆人进城；走了不远，仆人开始怕了，便要求请准让他回去。我们向来不勉强别人冒险，自然立即答应他，决定自己背起书袋。就在这一刻，我们遇上了一名长者，他很诚恳的劝告我们止步，否则必会吃尽通州军队的苦头。我们感谢他的好意，但我们决意无论前面是锁炼、监牢，乃至于死，仍要靠着神的恩典，未传福音便誓不离开通州。
途中经过一小镇，约有千个村民；我就在那里以国语对广大的群众宣讲耶稣的福音。我心灵满有祝福、喜乐和平安；而出人意表的，我的口舌竟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又在那里分发了一部份的新约圣经和福音单张。
将近旅程的终点，我们抵达城的西郊；我心里闪过早期基督徒在遭遇逼迫时的祷文：“主啊！看他们现在所施的威吓，请赐你仆人勇气，得以放胆讲论你的道。”经过这样的祷告，我们把自己交托在祂的看顾中，跟着拿起书册，举步沿着通向西门的街道而行。离城门还远的时候，一个孔武有力的人，在半醉之下显得格外粗暴，他抓住卜尔顿先生的两肩。我的朋友尽力挣扎，好把他摔开去。我上前看个究竟，但立时被十数人包围，把我们赶入城去。他们以最粗暴的态度对待我们。最初抓住卜尔顿先生的大汉，不久便转过来抓我，极尽凌辱。他屡次把我摔在地上，扯着我的头发，又拉我的衣领，使我几乎窒息。我的双臂和肩膊都给抓得青紫。
途中，他们争论怎样处置我们；温和的士兵主张送我们到衙门，其它则主张立即把我们处死，不必等候上头命令。我们二人心里却完全平安，并且彼此提醒，使徒曾经以配为基督受苦而快乐。
我们一直给拖曳着，弄得浑身无力，一身是汗，舌头干得黏在上颚，好不容易抵达县衙。我们被带到陈大老爷的面前，他先前曾出任上海道台，自然知道对待外国人不可无礼。他对我们甚是客气，请我们到内院，我把这次行程的目的说明，再把圣经和福音单张送给他，他称谢收下。我把书中的内容简略介绍一下，并简单地把我们的信仰向他说明，他很留心听，而四围的知事、衙役、侍从等人自然也在听了。然后他吩咐人拿来点心，我们欣然领受；他也与我们共进茶点。
坐了许久，便请他准许我们到城里游览一下，并分发带来的书册。他欣然同意。我们又提到这次受了很大的侮辱，但是不打算追究，因为明白到当兵的知识很低。为了避免再度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求他发出告示，规定以后不得再有类似的骚扰、凌辱。这一点他也答应了，还礼貌周到的亲自送我们出去，又差派几个衙役沿路照顾打点。我们很快的把书册送完，安然离城，回到船上。
【与宾威廉同工】一八五五年底，在神带领之下，我认识了英国长老会传道会的宾威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我们联袂出发，住在船上，往江苏之南、浙江之北的大城小镇宣讲福音。在这之前，我在麦都思博士建议下，放弃了西服，改穿中国装束。改变服式可带来不少好处。而宾先生当时尚作英装打扮，他看见我年纪虽然较小，各方面的经验也较浅，讲道的时候，却有人肯静心聆听，而他的听众只得好奇的顽童，可没半点诚意听他讲道。我又受到乡民的邀请，在他们家里作客，而他却遭人婉言相拒。经过数星期的观察，他终于改穿中装；以后他也不断领略到其中的方便。
宾先生对神的话语极之爱慕，生活圣洁可敬，并且与神紧密相交。数个月来与他在一起，使我受益非浅。他丰富的经历和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他对宣教的一些观点，对我日后组成中国内地会，播下了积极有效的种子。
通常，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大城小镇，每天在向神祷告之后，大约早上九时许，便提着轻便的竹凳，离船上岸。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我们其中一人便站在竹凳上，开口讲述福音。这样大约要讲二十分钟，讲的时候，另外一人则在旁边祷告。然后两人互换位置，好叫刚才讲话的人得着休息。这样过了一两个钟点，我们便转移地方，再次宣讲福音。中午回到船上吃午饭、团契、祷告，然后再出外工作，直至日暮。
有时，我们也遭到恶徒的骚扰。有一次，在浙江北面边界的乌镇，那里民风骠悍，是盐枭和坏人的避难所。船遭到袭击，他们用从附近田里弄来的大块硬泥，向船上掷来，船蓬被打破，船身的上半部也毁烂了一大片，船内的东西全给污泥盖着。感谢神的保守，没有人在这事件中受伤。过后，我们仍旧离船上岸，向群众讲道。下面是一位在事件前曾经听过福音、接受单张的人，写给我们的字条，使我们深得安慰与鼓励：
“日前恳请宾氏及戴氏二夫子送我好书。适有我镇恶徒，心为‘撒但’所迷，未识‘大卫之子’，以致胆敢‘拉加’、‘魔利’，损毁尊船。诚蒙俯允日后赐下书册，特此致谢，并求惠赠：《新约全书》、《善人将死嘉言录》、《基督徒要道》、《基督教要理》、《令全世界快乐之途》等各一册。谨此问安，感激不尽。”
【呼召往汕头】我们被迫离开乌镇，回到上海后，遇到一位在汕头做生意的基督徒船长，他在我们面前一再强调那地方的需要，并且说到有英国商人在那儿贩卖鸦片、奴隶，但却无英国宣教士传讲福音。神的灵感动我，使我觉得是祂的呼召；但数天下来，我仍是不能顺服这呼召。我从没有遇上一位像宾先生那样属灵的父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那样圣洁快乐的团契生活；我对自己说，这决不是神的旨意，要叫我们分离。
一天晚上，我们造访罗尔牧师的家。用过茶后，罗夫人为我们弹唱一曲，名叫“传道人的呼召”，我大受感动。回去后，我满脸泪水的告诉宾先生，主如何引导我，而我怎样抗拒，不愿意离开他，独自前往这新工场。宾氏听时，神色十分诧异，看来只觉快乐，没有一点难过；他随即回答说，在同一晚上，主也呼召他到汕头去，他当时只觉得一点惋惜，那就是要和我分手。将汕头的需要，带到我和宾先生跟前的基督徒朋友包华士船长，听见我们决定前往那里传道时，真是大喜过望，欣然答允免费给我们乘搭他的船去汕头。
我们在汕头所面对的困难和危险，以程度之严重、发生的频繁而言，我们以前在别处的工作，便显得安全和轻省了。广东人对外国人的憎恨和鄙视，简直刻骨铭心，“洋鬼”、“洋狗”或“洋猪”乃是最常见的称谓。但这一切却使我与主有着前所未有的深切交通，祂也曾被人鄙视和弃绝。探访村落，随时都有被绑票胁持，要求赎金的危险，村民一般称这一带为“没有王法”之地。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神往往彰显了祂照顾保守的大能。
过了四个月，本地一名官员生病，当地的医师尽皆束手无策。这官员后来听闻某人说起，谓曾经得我医治，颇见成效，于是便向我们求助。神赐福我所用的药物，这官员康复了；在感激之余，便协助我们租下整幢房屋作医院和药房，而我就回上海去取存放在朋友处的药物和手术器具。
当我回上海而不在汕头的期间，有一晚，一批强盗闯进宾先生的寓所，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惟独不带走任何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第二天清早，他们给敲门声惊醒，原来村民来要买书。到了早餐时间，他们不但有足够的现金可以购买食用，并且有路费可供其中一人前往附近的双岛，去取得接济。买书者络绎不断，使留下来的人一无所缺；但到了第三日，一本书也卖不出去。正当卖书得来的钱刚好用尽，去的人却带着供应回来。
【人意不如神意】我在抵达上海以后，才发觉以前寄存药物和器具的房舍已遭大火焚毁，所有药物和大部份的器具已荡然无存。药物在上海非常昂贵，而我身边的钱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赴宁波去找属同一传道会的帕克医生，求他帮助。我原预期事情顺利办妥后，很快便能回到汕头，与所敬爱的朋友宾先生相聚一起，在那里展开工作，神却有别的安排。途中，全部行李给仆人窃逃，我还以为彼此失去连络，到处打听仆人和挑夫，历尽艰险，延误行程。
等到事情办妥后，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征兆已显，南方大部份的宣教活动已遭禁止，宾先生也来信劝止我回到汕头。几个月来在汕头一带地方的工作，的确烙有神赐福的印记；但神的意思并没有叫我们任何一人留在那里，收取庄稼。宾先生不久也被中国官员逮捕，并且下在监里。神的引导实在十分奇妙，祂首先阻止我重返汕头，然后引领我在宁波安顿下来，并且使宁波成为我日后工作的中心。
我抵达宁波时是一八五六年深秋。一八五七年是动乱的一年，当在宁波的广东人获悉英舰炮轰广州的可怕消息后，他们愤慨和暴怒的情绪就像怒潮般席卷一切。他们立即着手计划袭击城里和附近外国人的居所，这计划也取得了道台的准许，但外国人却完全蒙在鼓里。碰巧在这群策划屠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朋友是在宣教士的家里工作；他担心他朋友的安全，因此便警告他，促他不要给外国人做事。这仆人把事情透露给他的主人知道，我们才晓得自己已身在险境，便聚集祷告，寻求至高者的保护。
当我们在祷告之际，主已开始动工。祂带领一较低级的官员 ─ 宁波海关监督，往见道台，与他力争，说这种愚蠢的作法，必带来滔天大祸，引致其它各地的外国军队进侵，把全城夷为平地，涂炭生灵。最后道台收回成命，命令广东人不可发动攻击。这正好发生在我们寻求神庇佑的那一个晚上。
【在宁波的第一个果子】有一次，我正在传讲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有一中年人站起来，在他的同胞面前见证他在福音大能里的信心。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真理，”他诚恳地说：“在我之前，我的先祖亦一直在寻找，但却没有找到。我曾经远近寻访，却一无所得。在儒、佛、道三教之中，我找不到安息；但今天晚上，我从听闻的福音当中，终于得到安息。自此以后，我是耶稣的信徒了。”
这人是宁波改革派佛教徒中一名居领导地位的执事。在他归信救主后不久，他以前所主理的佛教团体有一个聚会。我陪同他到达会场，他就在他以前的信众面前，见证信主后所得到的平安。不久之后，他以前一位朋友也悔改归主，接受洗礼。他们二人，从此长期不断地向人传讲这大喜的福音，直至离世。
在他悔改后数天晚上，他问起福音在英国传了多久。我告诉他，我们听闻这福音已有数百年了。“甚么！”他惊讶万分地说道：“怎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达数百年，至今才到来传给我们知道？为要寻找真理，我的父亲花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死的时候仍一无所得。啊！为甚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按时的供应】就在我到达宁波的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我跟中国布道会的关系；布道会给我薪俸，使我生活用度没有缺乏，但布道会本身却常常欠债。可以说，我所收到的薪金，往往是布道会借贷得来的。据我看来，神的工作若因为经济问题，难以继续的话，那准是这工作已到了一个地步，或发展至一个特别的阶段，或是已到了一个时候，不再是神所要的工作了。为免良心不安，我写了封信，要求从明年起辞职。
我所作的决定，在信心上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考验。我完全不肯定神要我替祂作些甚么，又或者祂会否满足我的需要，好叫我能够像以往般工作下去。我没有期待朋友来帮助我，也不晓得神会透过甚么途径来帮助我；只要祂给我最低限度的供应，叫我能够养活自己，我便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不信的人传讲福音。假如这不是祂的旨意，我打算甚么工也去作，以养活自己，然后把剩余的时间全部腾出来，从事合神心意的宣教工作。
至于神如何祝福带领我、供应我，我永远也不能尽说。偶然经费上发生困难，总是因为要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使濒死的人得到希望；至于个人需用方面，却从未有过缺欠。在我到达宁波后一年，我曾服事一位患上严重天花的美国牧师，之后，本应把服事病人期间所穿过的衣服烧掉，以免把病传染别人。但当时手头上的钱却不够我添购新的衣服，我惟有祷告。主答应我的祈求，使我出乎意外地获得失落已久的一箱衣服。这箱衣服是我在前年初夏离开汕头远赴上海时，留给宾牧师看管的。这批衣物及时到达，无论在时间和意义上，都叫我对父神的供应有一番甘甜的体验。
我们每天给穷人派发早餐（主日除外），平均约七十人份。有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备了明天的食用之后，手上已不名一文。我们不晓得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星期一的需要，但在我们的壁炉上却挂着一幅中文对联 ─“以便以谢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和“耶和华以勒”（主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就在那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张二百十四元的支票。星期一早上，贫民照常来吃早餐，因为我们深知这是神的工作，神必预备，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要来。
又有一次，我们身上只有一文钱。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难处告诉主，祂听取我的祷告，救助我们脱离困境；还在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从英国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时的供应，不但解决了日来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神、又愿意事奉祂的人不至于羞愧。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一九五八年，我和所爱的妻子结婚。她不但是神赐给我的宝贵恩惠，她也是许多人的祝福。在那十二年里，她把生命呈献给爱她的人和中国。一九五九年初，我挚爱的妻子染病，身体十分虚弱；到了最后，看来已没有复原的希望。我试过一切方法，但都没有果效，负责诊治的帕克医生也感到束手无策。生命正迅速消逝，唯一的盼望就是神。就在我同宣教士们为我妻子祷告的那一刻，我想起一个尚未援用的治疗方法，就离家到帕克医生处商量，他也赞同我提议的方法，可是回到家里一看，病人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之下，病情竟大见好转。枯槁憔悴的面孔，已转为安静舒适的睡容，且不见有任何不利的病征阻碍病人康复。
同年秋天，帕克医生的妻子遽然离世。因需立即把他那失去母亲的儿女送回国去，就要求我接办他的宁波福音医院。经过几天等候神的引导，我就接受了帕克医生的交托。一向以来，医院的经费都是从帕克医生诊治外国人所得的医药费而来的，他离去后这收入来源便告中断。但主预知我们的需要，医院的经费正络绎于途。就在快面临山穷水尽之际，我收到朋友自英国寄来的信，当中附有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朋友在信中谓他最近丧父，得了一份遗产，他决定不将这笔钱花在生活享受上，而愿意用在主的圣工上。他先寄上五十镑，全由我决定它的用途。他只需要知道这些钱是如何运用，以及是否再有别的需要。
主不只在经费上听我们的祷告，许多病人的生命都得蒙救治，看来全无希望的病居然医好了，一些严重而危险的手术也成功了。神又赐下远比这些更为永久的福气。许多人接受了福音；在九个月中，医院里有十六位病人接受了主，登记加入宁波教会的有三十人。
【创立中华内地会】照料医院的责任，加上我其它的传道工作，使我的身体和心灵长期劳累，健康迅速地衰退下去，不得不返回英国疗病。在我来说，因为健康不佳而要放弃在中国为神工作的机会，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更何况工作刚刚比以往更有果效，突然要离开宁波那一小群极需照顾和教导的基督徒，心内倍添愁烦。我的忧伤并没有因为返抵英国而减少，因为医疗报告显示，至少在未来数年内，我不可能重返中国。我当时一点也不晓得，神要我与中国作长久的分离，乃是必须的；身在宁波的时候，四周的呼求压得我透不过气，叫我无从想及中国内地其它地区有着更大的需要！在英国的数年间，我每天注视着挂在书房墙上的巨大地图，辽阔的中国内地，以及我曾经为主工作的小小地方，都与我同样接近。祷告是唯一可以减轻我内心重担的方法。
在这数年间，我也有更多时间深入研读圣经。如今我才明白，若没有在这些日子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以我当时的属灵基础，实在无法成立像中华内地会那样的宣教组织。
数月来恳切的祷告，以及经历过无数次的徒劳和失败，我深信要推行中国内地的宣教工作，亟需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当时中国内地有十一个省份没有宣教士，我求主每一省派遣二人前去，另加上二人往蒙古，我求主一共差遣二十四名同工到中国去。我不断为此祷告，很快便有不少年青人愿意献身宣教。神在我家附近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使他们能住在一起，接受训练，以投身于传福音的工作。
【第一批传教士成行】一八六五年，中华内地会宣告成立。捐款源源而来，超过所需要的数额，我们甚至印了一张通启，让大家知道一切开支所需，已蒙听人祷告的神赐给我们了。
有一次，我获邀前往一处村落讲道，内容是有关中国宣教。我答应了，条件是不收捐献，并要求刊登在节目单上。负责邀请我的先生在聚会中任主席，他说从来未有遇见这种要求；但他终于答应了。会中，靠着一张大地图之助，我陈述了中国的地理和人口分布情形，以及这国家对福音的极度需要，许多人明显地受了感动。
聚会结束的时候，主席说应我所请，节目单上声言不收捐献，但他感到许多与会人士，如果没机会为这善工奉献一点金钱，他们必会十分难过，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不收捐献只是我个人的意愿，我不应违背众人的心意。但我却恳请他们持守我们的协议，并且指出我不收捐献的理由，就是不想与会的人士，基于一时的情绪，就当时的方便而奉献；我建议他们回到家里，细细思量中国迫切的需要，然后求问神到底要他们作甚么。经过思虑和祷告后，如果觉得神只需要他们在金钱上奉献，那么他们可以把金钱捐献给任何在中国宣教的传道会，或将它寄到我们在伦敦的办事处。但很多时候，神所要的并不是金钱的奉献，而是要他们献身于神在外地的工作；或是要他把比金钱远为贵重的子女，奉献给神的工作。
次日早餐时候，主人稍迟才来到，并且承认他昨夜睡得不大安宁。他说：“戴先生，我想了整晚，昨天我以为你对收捐的观念是错误的，现在我承认我的看法改变了。昨晚当我想及无数中国灵魂像流水般向着黑暗涌进去，我只能像你所提议的喊道：‘主啊！你要我作甚么？’我想我已得到祂的引导，这里便是了。”他交给我一张五百镑的支票，又说假使昨天收捐的话，他只打算捐出数镑，但经过一夜的祷告，他便献上这张支票。
不用说，我对这份厚礼感到十分惊奇和感谢。用早餐时，我又收到一封由奇力马田公司寄来的信，通知我可将“兰茂密友尔号”的客舱全部包给内地会。我立刻跑到船上去，看见一切都合适，就订了下来。
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坐“兰茂密友尔号”启航到中国去。同行的有十六名传教士。于是内地会的工作正式展开了。―― 戴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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